作者：贺嘉年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与整体风格，反映出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在世界文学史上，法国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是公认的小说文体学奠基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拓宽现实主义小说的边界，钻研作品的艺术技法，立志用写作反抗庸俗的时代，寻找生存的意义，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对于福楼拜来说，反抗庸俗是生命的头等大事。庸俗不仅是小资产者陈陈相因、蝇营狗苟的生活状态，更是一种不经反思、缺乏存在意义的虚无主义态度。当浪漫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苦闷、彷徨以及身不由己的无力感，一直萦绕在福楼拜心头。1857年，名篇《包法利夫人》一经发表便轰动法国文坛，传说当写到包法利夫人艾玛偷情败露，走投无路而服毒自尽时，福楼拜禁不住痛哭流涕，说自己“满嘴都是砒霜的味道”。

　　艾玛的悲剧，源自她追求理想爱情时的激情与痴狂。从小受到贵族教育的她一直渴望浪漫的爱情生活，当嫁给乡村医生包法利时，却体会到现实生活无法忍受的平庸与无趣，于是她先后被小职员莱昂和地主罗道尔夫引诱通奸，始乱终弃。艾玛耽于幻想固然可悲，但庸俗冷漠的社会也难逃其咎：包法利父子尽可能满足艾玛的物质生活，却对她内心的喜怒哀乐充耳不闻；青年实习生莱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嘴上谈着山盟海誓的爱情，骨子里却与诸多外省来的青年人一样，向往巴黎的浮华生活；罗道尔夫是风月场老手，一心只知玩弄手段诱惑女人逢场作戏；商人勒乐一心钻入钱眼，放贷给艾玛偷情之用，却在事迹败露时乘人之危要求还债，间接造成艾玛的自杀；药剂师郝麦上下巴结左右逢源，本来无证经营药店的他最后成了镇上药业一霸，还获得了政府授予的十字勋章，真是莫大的讽刺。

　　福楼拜不止于叙述悲剧，在这部小说中，他将文体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小说中作者对包法利夫人的行动不置一词，以极度客观、冷静的笔触叙写一位少妇走向堕落与毁灭的过程。

　　小说以“我们”正在上自习，随后看到查理·包法利作为开篇，其中“我们”一词颇值得玩味：故事的叙事者不再是如上帝一般，掌握人物生杀予夺大权的绝对作者，而是模糊与未知的“我们”。“我们”是谁？也许是包法利先生的同学，也许是福楼拜本人，也有可能是面对作品的读者。随后的故事发展中，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占据主流，读者恢复到全知全能视角，在包法利先生之前，知晓了妻子偷情的事实。然而行文中又时而出现艾玛·包法利的内心独白：“她后悔不该依顺了他（罗道尔夫），还是相反，她不希望再爱下去。她嫌自己软弱，羞愧慢慢变成怨恨；癫狂又减轻了怨恨。这不是热恋，而是一种长远的诱惑。”真正的叙事者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可感却不可知，邀请读者共同参与这场阅读的游戏。

　　在谈及《包法利夫人》时，福楼拜说：“艺术的真谛，在于自身的美，而我首重风格，其次是真实……我最讨厌平淡无奇；正因为讨厌，才取了这最一般、最无可写的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楼拜自己：艾玛用想象的爱情逃避现实疾苦，福楼拜则用精雕细琢的小说抗衡着庸俗的社会。《包法利夫人》标志着福楼拜“纯客观”艺术的成熟，从此以后，他开始建构自己的文体美学，作品或是取自古代战争与宗教神话（《萨朗波》《圣安东的诱惑》），或是叙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年轻人精神幻灭的历程（《情感教育》）。他将作品视作与读者进行的一场阐释游戏，在写作中收获现实所不能给予的快乐。

　　在遗作《布瓦尔与佩库歇》里，福楼拜立志以一种全新的文体，讽刺所谓的社会成见与布尔乔亚作风：“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我将把伟人送给所有笨蛋去糟践，把殉道者送到刽子手刀下，而且用一种极端夸张的、火箭喷发一般的文体。……平庸因为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着的，才是唯一合法的。因此需要排斥任何种类的创新，认定它是危险的、愚蠢的。”

　　小说主人公布瓦尔和佩库歇是两名抄写员，他们萍水相逢，相谈甚欢，于是成为挚友。布瓦尔得到了父亲一笔数量不小的遗产后，两人便果断辞职，来到乡下置办产业，随后醉心于科研事业：从农业技术到医学生物，从历史研究到文物鉴别，从文学戏剧到宗教哲学，不一而足。然而，他们对每门学科仅停留在兴趣阶段，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囫囵吞枣，最后一事无成，反遭邻里的误解与嘲讽。小说附录是两位主人公未完成的草稿，以辞典形式记录成规陈说与大众偏见，并命名为《庸见词典》。请看这样一则词条：

　　Journaux 报纸、报刊

　　离不开它，但是要对它表示愤慨。它们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例如：《费加罗报》。严肃的报刊：《两世界杂志》、《经济学家》、《辩论报》；必须让它们摊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但要留心事先把它们裁开。用红铅笔勾出几段文字也会产生很好的效果。早晨阅读此类正经严肃报刊上的一篇文章，晚上，在社交场合，巧妙地把谈话引到你研究过的话题上，也好出出风头。

　　那些小资产者在沙龙里附庸风雅，口中滔滔不绝胸中实无一策的肤浅庸俗，被勾勒得淋漓尽致。

　　布瓦尔与佩库歇怀着“百科全书”式的野心，企图学习并记录所有的人类知识。如果按照情节继续发展，他们会继续钻研下一门学问直至无穷。于是，福楼拜不得不中止写作，如果作品仅仅机械记录事件，那么小说的艺术价值何在？这样的写作不仅流失了意义，甚至变成庸人自扰：“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庸见词典》的文体实验，可以说是对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省思：作品如果过度强调隐藏作者情感，完美复制现实，对素材进行科学分析，就失去了作品蕴含的艺术力量，像布瓦尔与佩库歇一样沦为枯燥的材料整理。自然主义文学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庸见词典》，内容看似丰富，实际上混乱杂多，没有作家的整合与提炼，这样的文学只能是庸俗不堪。

　　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曾这样评价福楼拜：“他出身中产阶级，却对渗透在自己骨髓里的市民习气厌恶至极；他嫌恶中产阶级，因为感到自己骨髓里都脱不了中产阶级习气。他谴责所有政府，但当氓民蔑视政府而采取过激行动时，又为他所不容。他渴望友谊，但一生大部分时间却离群索居。”福楼拜一生都身处矛盾纠结之中，他用客观冷静的文字审视芸芸众生，批判世间庸俗，自己却未能超脱其中，反而饱受苦恼。“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也许在那个精致而纯粹的小说世界里，福楼拜终于寻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作者贺嘉年系复旦大学中文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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