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4-02      浏览次数： 822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1日，是一份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的老牌学术期刊，是一份反映中国大陆大学文科学术水准的老牌学报。它一直是学术发表的主要园地，人文学术潮流的引领者，它更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深受尊重和推崇。2017年4月2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山东大学时，特意来到《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寄语《文史哲》“要汲取传承优秀的人文精神，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自创刊以来，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学者办刊，造就学者”的原则。“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是学界五十多年来对《文史哲》的广泛称誉。创刊伊始，华岗社长就规定，《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因此，一大批著名学者是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厚、庞朴、李希凡等等。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文史哲》上发表过文章。《文史哲》为此而驰誉学界，广受称道，在数代读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恰如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所言：“《文史哲》六十年来为推进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它尤其被学界视为学术风向标之一，在海内外学界深受尊重和推崇。余英时先生认为：“《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池田知久先生的感受是：“《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二十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指路的明灯。这部杂志给予我们的鼓舞、激励、抚慰和喜悦是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的。”

《文史哲》杂志致力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人文性、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风格与特色。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学术风格，“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是《文史哲》的办刊宗旨。力争在全球文明的滋养下，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是《文史哲》的最终追求。

由于其厚重的古典汉学风格，《文史哲》杂志早已迈出国门，走向国际汉学界。创刊不久，《文史哲》就以其高端学术追求，成为整个中国学术的重要窗口。1955年12月，高教部就曾要求山东大学代表国家向英国、日本、苏联和越南等国的国家图书馆赠送《文史哲》杂志。郭沫若先生赴日考察时，曾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专门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如今，《文史哲》已经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期发行量600余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订阅、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她所认可的四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

“知出乎争。” 学术讨论、学术争鸣是推进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文史哲》近60年来所享有的盛名，与它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著名学术论战与重大讨论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五场重大论战），其中至少有三朵即“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盛开在《文史哲》上的，即由《文史哲》所发起和推动展开的。著名的“《红楼梦》讨论”只是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所引发的众多论战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次。1954年，毛泽东主席对《文史哲》以及两个“小人物”的喜爱、表彰和赞赏，成为学林佳话。“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即所谓的“文化热”，其起点即始于《文史哲》1984年第1期的一组“文化史”笔谈。世纪之交前后，《文史哲》发起了两场引人瞩目的大讨论，即“儒学是否宗教”的讨论和“疑古与释古”的讨论。前者余波犹在，后者论争正酣。从2010年开始，《文史哲》辟出专栏，再度推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大讨论。这些讨论引起学界的广泛瞩目，海内外一批有造诣的顶尖学者因此被吸引到《文史哲》这一学术园地，着意耕耘。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知名媒体的热切关注，《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日本著名汉学刊物《东方》等著名报刊均跟踪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尤其是 “疑古与释古”、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等大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烈响应。“疑古与释古”讨论被《社会科学》杂志列为2006年度四大“人文学术热点”之一，并受到日本汉学界的积极评价；“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大讨论，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共同评选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接连展开的学术大讨论，无疑进一步提升了《文史哲》杂志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普遍高度关注的“中国古典学”学科必将由此迈入一片新天地。正是出于对《文史哲》一贯注重学术争鸣的做法的肯认，已故著名学者蔡尚思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

“学刊之美，在乎学术引领。”学术期刊存在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发掘潜在话题，引领学术潮流，培养扎实学风，推进学术研究。可以看到，学术期刊那些能够激发反响的动作、举措，归根结底来自于对学术研究态势的深刻洞察和准确把脉。换句话说，大到一个新方向、新阶段的开启，小到对某一问题的集中讨论，学术研究的推进、调整或转向，不只仰赖于时代的催生和学者的贡献，也是学术期刊不容推卸的担当。除了展现研究成果之外，学术期刊还需要在建立公平允正的交流机制，培植沉着扎实的学术风气，养成宽阔多元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更自觉、更敏锐、更有魄力地对学术潮流予以倡导和规范，通过这些工作，使自己获得更切实的发展，进而树立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这正是《文史哲》多年矢志不移的追求。不论是当年盛开在《文史哲》上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史”讨论，抑或是21世纪初的“疑古与释古”、“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讨论，无不贯穿和体现着《文史哲》挖掘潜在热点、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旨趣。而今，《文史哲》更是以日趋成熟的体制化的思路，通过策划主办系列“人文高端论坛”的方式，发掘热点话题，引领学术潮流，密切编者、作者情感。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以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为特点，以人文学术的焦点、前沿问题为内容，通过系列探讨，旨在引领学术风尚，推动学术发展。自2008年至2019年，先后举办了“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等八次高端论坛，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知名学者争相参与。该系列 “人文高端论坛”，已然成为《文史哲》的品牌性和特色性举措。

由于始终如一地坚持“学术为本，质量立刊”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几乎囊括了所有相关重要奖项。1998年、2000年，《文史哲》连续获得“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称号；1999年，获得首届“国家期刊奖”和“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称号。2002年，同时获得三项荣誉：“国家期刊方阵双奖期刊”，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2003年，成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选的学术期刊之一。2005年，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2009年，荣获“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2011年，作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界的唯一代表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殊荣。2012年首批入选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重点资助期刊”，2013—2018年，连续三届入围全国“百强报刊”。2013年秋，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在首届中国期刊交易博览会发布《中国期刊海外发行报告》（2002-2012）。报告显示，《文史哲》凭借其稳定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位居中文期刊（哲学社会科学类）海外发行量前四名，位列“最受海外机构用户青睐的中国期刊”发行排行第48名。

《文史哲》编辑部自2014年起与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合作出版《文史哲》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英文版面世后不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中国学研究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即发来贺词：“恭喜博睿出版社和山东大学通过翻译工作将当代中国人文研究成果带给了广大的海外人文学者！”最近，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名誉教授王靖宇也充分阐述了英文版的价值：“《文史哲》英文版是对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补充，我要建议学生以及学者们充分利用这份新杂志。它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带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是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资源。现在，借由这份杂志，中国学者可以在国际对话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能加深、扩大自己的研究。这对学界整体以及受益的个体而言，都是难得的福音。”

《文史哲》英文版目前每年出版两期，采取专题形式，每期围绕一个中国人文学术的重要问题，选译近年大陆学界的代表性作品，同时组织英文原创稿件和书评文章，并追踪国内人文学界重要动向。现已出版七期，主题分别为“中国社会形态”、“世界文明对话”、“明清文学研究”、早期儒家思想”、“上古中国神话与传说”、“历史记忆与范式变迁”、“中国贤能政治的可行性”。英文版创刊以来，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海外订户逐期递增，已被十多个国家、将近200所大学图书馆订阅。2018年，《文史哲》英文版被全球规模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数据库收录。

基于而不限于《文史哲》中文版在海外的既有声誉和影响，通过对中国人文学界整体性、前沿性的关注、呈现和参与，将自身打造成为西方学界了解中国大陆学界成果和动态的重要窗口，是英文版的办刊宗旨及努力的方向。而《文史哲》中文版也将藉由与英文版的互动，进一步拓展视野，深度参与国际汉学研究，从而成为大陆学界了解西方学界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