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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艺报　|　杨毅　　2020年07月15日08:24

20年来，尽管叶舟有多种题材的小说问世，但他的创作始终围绕敦煌展开。他用诗歌、散文、小说、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敦煌景观，如同莫高窟上的匠人不厌其烦而又妙笔生花地彩绘出石窟的巍峨壮美。这是一个作家与其精神领地相互成全的故事：一方面，敦煌奠定乃至孕育了诗人兼小说家叶舟的精神资源和文学版图，成为作家写作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叶舟也在数十年间用文字供养敦煌，试图重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来自西部的精神秘史。从构思到写作，叶舟历时16年完成的《敦煌本纪》，以100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为敦煌立传，显示出作家非凡的勇气和文学抱负。更重要的是，叶舟书写《敦煌本纪》不仅是为敦煌树碑立传，更是为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血脉和气韵。

在中外文学史上，将某个实际或想象的地域，用于作家构筑自己文学版图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鲜。在这些小说中，不同性格的人物和他们发生的故事足够丰富而迷人。那些纷至沓来的地貌、建筑、民俗，仿佛拟造一种身在现场的历史感；那些古老而灵异的仪式、神话和传说，令我们得以窥见整个民族文化的秘史。然而，《敦煌本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本纪的体例书写敦煌，这就为叶舟的才能和野心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叶舟的写作功底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体例中得到了较好的呈现。本纪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以来，历代修史者只用于记述帝王家世和丰功伟绩。叶舟选择本纪的方式为敦煌立传，这本身就暗含了作家对自身及书写对象的认知。一部本纪是历史精华的压缩，是时代光阴的自由穿梭，更是民族文化的追根溯源，隐藏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秘史。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敦煌本纪》都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巨大的篇幅、恢弘的气势、细密复杂的叙事线索、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这些都使得小说带有当下久违的史诗品格。这种史诗品格是由语言和材料搭建出的历史的形式构成的。小说中大量材料的运用使得考证、引用、阐发比比皆是，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场景的设置和细节的处理都透露出作家扎实的功力。不过，从小说选取的时间节点与历史事件来看，宏大叙事并非作家的本意，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之中，而非作为主体去表现。《敦煌本纪》将人物置于动荡年代中塑造，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再将性格置于故事之前，也就是把恢弘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塑造和家族叙事的背景加以展现。

《敦煌本纪》虽然人物众多，但着重描写的则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小说借李豆灯的视角写道：“这敦煌的土地上，竟然呼啦啦地冒出了这么一茬子人，如此英勇慷慨的一群俊朗少年，明晰地站在了自己面前，仿佛横空出世一般……此乃一股异己的势力，野生的呼啸，他们没有任何的服属，天不惧，地不怕，犹如一把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需要淬火，需要开刃，才可以一试风霜，有所报偿。”此番论述着实精彩而准确。生长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少年们始终以义字为先，他们不甘于永久困居在早已沦为“锈带”的西部边陲，而是要立志做沙州城的当世护法，为河西走廊开路。在小说中，少年们用脚开路，驰骋河西一带，凭借热血、智慧和勇敢为锈迹斑斑的河西走廊打开了一条崭新的生路。

开路在敦煌乃至整个西部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首先是一条贯通河西走廊的生命之路，其次还隐喻了西部作为中华民族原初的精神之路，最后也暗含了为近代中国开辟一条崭新道路的决心。因此，开路这一行为就不只是连通中西地域这么简单，而是蕴藏了找寻中国绵延千年却失落已久的精神血脉。《敦煌本纪》写了少年们开路的壮志义举，写了他们在岁月与世道磨砺中的不断成长，也写了他们面对顽固势力的坚守和落寞。这群少年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信义。他们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之后，依旧不改其精良纯明的本心，坚守住自己内心笃定的正信。叶舟借这样一群无畏少年的豪言壮举，不仅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更用他们的行为图绘出一幅带有少年中国气的笔墨丹青。

这种少年中国气最终凝聚成少年英雄们的勇敢无畏——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坚决果敢，他们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不屈不挠，还有他们走向末路时的视死如归。这一切都因小说笼罩在磅礴的史诗气韵之中而令人肃然起敬。按照康德著名的“美与崇高”的区分，《敦煌本纪》的书写显然属于崇高的范畴。如果说自然之美要求我们在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依据，那么崇高则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小说没有过多描写西部的壮美，但却激活了西部的历史传承、文化意蕴乃至民族精神。这是当代文学的异质经验，也是小说所要传达的气韵所在。说到底，敦煌本纪只能由敦煌人自己书写。梵义为河西走廊开路，孔执臣抢救莫高窟和千佛灵岩，还有从敦煌出走而投身革命的索乘、梵同，他们凭借信念和理想在敦煌开出的灿烂之花足够美丽而迷人。他们孤身犯险，用脚开路，践行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顺应了时代大势。这些共同构成了少年中国的史诗气韵。

《敦煌本纪》回到风云激荡的年代，回到年久失修的“锈带”，所要寻找的正是这失传已久的少年中国气。叶舟坚信，《敦煌本纪》所要找寻的精神文化之根并未消失殆尽，还保留在未被全面开垦的边疆。从时间的维度上说，这种精神气概还在史前史的意义上存留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小说中的少年中国气，非但不是梁启超“少年中国”式的进化思维，反而是通过回溯古旧中国和探寻西部边陲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的。正如叶舟谈到的，全球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得经济活动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而情义在资本面前早已溃不成军。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巨大的情义危机。这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为何高举“义”字大旗，写义庄的由来、繁荣和落魄。《敦煌本纪》所要彰显和呼唤的正是“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只属于某个人或家族，而是敦煌数千年来孕育的正信，也是少年英雄们最珍贵的品格。

“惟有一愿在，能呼观世音”，这是《敦煌本纪》反复出现的谶语，也是作家最想传达的观点。叶舟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人的精神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足够令人安身立命，甚至气吞山河。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博大与卑微的不同层面，这注定了他们或为“利”而生，或为“义”而死。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同样熔铸于少年中国的气韵之中，只不过它被推演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高度。

进一步说，叶舟在《敦煌本纪》中的少年中国，是要通过对西部边陲的人性的张扬，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找寻到一个合法的基础乃至良方。毫无疑问，叶舟找到了地方性这一路径用来连接起20世纪的中国历史，并将之推演到当下的中国现实，使之以总体性的形式回应中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将历史带入地方性的书写，令叶舟暂时摆脱了他对现实抱有的怀疑与游移，使其得以沉浸在民族文化的想象之中。《敦煌本纪》借“传统”和“地域”之名重新反思现代逻辑，回归世道人心。通过地方文化的书写，叶舟试图找回人性中最为深沉古朴的东西，用来抵抗现代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叶舟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将自我不断丰富与历史化，另辟蹊径地反思现代逻辑。小说由此借助地方性的书写转向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想象，这是小说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所在。

最后，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说，叶舟对于敦煌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敦煌本纪》动摇了长期以来内陆文明从属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相反是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视角重塑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世界文明的想象。小说中的少年英雄为河西走廊开路，如同叶舟以一部《敦煌本纪》为西部文学贡献新的高度。应该说，《敦煌本纪》深入到民族血脉之中，挖掘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也打通了一条东西方文明彼此借鉴互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