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45 次 更新时间：2018-09-25 02:00:26

进入专题： 托克维尔   自由   权威   专制  

● 段德敏  

　　 内容提要：人们经常将权威与自由对立，认为权威是对自由的削弱。我们对权威的这种印象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出发解释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权威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却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由与权威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以贵族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权威统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保存或确立，革命却很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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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authority)是一个常见的人类社会现象，也似乎应该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题目之一，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在今天并不具有很好的名声。①人们经常将权威与自由对立，认为权威是对自由的削弱，或者在权威和“专制”(despotism)或“独裁”(dictatorship)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特别是在“反叛”“抗争”“平等化”这样的口号与人们对自由的想象几乎重合的当代，权威的概念变得更为过时，甚至反动。我们对权威的这种印象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所谓“自然状态”出发解释人的自由有很大关系，权威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恶”。但在托克维尔那里，我们却看到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由与权威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以贵族制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权威统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保存或确立，革命却很有可能带来新的专制。②本文试图从自由和权威这一对关系着手，对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特别是其自由概念作一新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权威这一重要政治概念本身抛砖引玉。

一、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其“自由”概念的特殊性

　　 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平等(或“身份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而且平等和自由这一对矛盾始终贯穿其重要著作③，对此学术界也多有论述。④但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托克维尔不断强调的“平等”除身份平等这一积极面相外，还有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这一消极面相。与当时许多乐观的革命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不一样，托克维尔对这一旷世未有的新变局基本上持警惕甚至悲观的态度。⑤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开头，托克维尔说：“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⑥进而，他描述了身份的平等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并宣称“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⑦平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等级，因而等级秩序中所包含的那种服从关系自然也会消失，托克维尔希望“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⑧，但这里的“公民自由联合”意思是什么尚不清楚，他也紧接着指出在新的社会中政府有可能从家庭、团体和个人手中夺来特权，建立新的专制和暴政。⑨

　　 如果我们将《论美国的民主》看作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开端，而其“绪论”又是这部著作的起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托克维尔正是将传统权威统治中包含的服从关系的消失作为其理论思考的开始。他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身份平等、从而不存在因出身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天然服从关系时候，我们的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组织?自由如何得以保存?从而，他宣称：“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⑩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将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权威中服从关系的消失解释为所谓“确定性”(certainty)的消解。在他看来，托克维尔的一大贡献是首次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这一“现代民主的经验”，而此经验又必须在同那个传统权威秩序的对比中才能被充分理解。勒弗说：

　　 使托克维尔从他的同时代人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社会形式这样一个事实，他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是相对于一个背景而言的：即一个民主所从出的、他称之为“贵族制”的社会……托克维尔鼓励我们向后看，民主社会之前是什么，同时，也向前看，民主社会将会带来什么，如此，他帮助我们解释现代民主的经验。(11)

　　 在勒弗看来，相对于贵族社会而言，“民主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前现代社会，国家统一性的意义来源是上帝，而上帝的意志在世俗社会的具体化则通过统治者即国王来实现。国王既代表着上帝的意志在人间的实现，又代表着国家的统一性。勒弗借用恩斯特·康托洛维兹(Ernst Kantorowicz)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比喻，认为前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国王是有机体的“头”，权力、法律和知识的最终来源都是国王。(12)民主社会则是这种由国王的身份所代表的“确定性”的崩溃。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被砍头为象征，社会有机体的象征性的“头”不再存在，其有机体的形象也成为过去式。更为根本的是，社会的“确定性”随之消失，权力、法律和知识不再有一个最终的唯一的来源。在现代民主社会，“人民的意志”虽然取代了上帝的意志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终基础，但“谁是人民”?“什么是人民的意志”?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最终的答案。(13)勒弗因此说：“民主是由‘确定性的造就者的消解’所构成和产生的。”(14)

　　 从这一角度看托克维尔，我们可以说，他的一个核心理论企图即是回应这种传统权威消失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重新确立起与自由相融的政治权威。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与其同时代的很多政治思想家都不一样，在近代自然法传统中，如洛克和鲁索这样思想家虽然立场大相径庭，但都无一例外地从一种“前社会”的自然状态出发，首先将人设定为没有任何政治服从关系的“自然人”，然后再来看他们在社会状态之下所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一传统而言，政府和国家基本上被看作人的某种缺陷状态的产物。在霍布斯那里，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和对荣誉的追求使得人很容易堕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Levithan)来使人们畏惧，从而道德和文明才有可能。(15)而鲁索那里的自然状态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社会中的权威都有可能使人产生互相依赖的关系，从而使人堕落。(16)与他们相比较，托克维尔的问题似乎显得落伍、过时，尽管他写作的时候是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大革命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显然离孟德斯鸠要更近一些。托马斯·潘戈认为，在与古典共和主义相区别方面，孟德斯鸠是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奠基人。(17)然而，孟德斯鸠所描述的自由政体和欧洲君主制是完全相契合的，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激进思想家有很大区别。潘戈试图证明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为核心的政治著作的重点是树立起英国政制作为自由政体的标杆(18)，强调政体内部的分权制衡及其对个人安全和自由的保护。在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安娜琳·德·得恩(Annelien de Dijn)以颇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孟德斯鸠心目中保护现代人自由的典型政体不是英国政制，而主要是法国的君主政体。(19)英国政制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欧洲大陆的君主政体——以法国为代表——才是现代社会更可靠的选择，这种政体不需要严格的三权分立和代表制，但强烈依赖“中间阶层”——即地方贵族——对王权的制约和缓和作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honor)，它意味着贵族在君主面前也可以因其荣誉而保持独立性，而君主也必须服从这一规则。(20)在孟德斯鸠看来，这正是君主政体中法律的统治的由来。君主的权威和其臣民的反对的权利共存，自由因而得以保存。与这种权威相对的则是孟德斯鸠所说的专制，以波斯等国家为代表，专制君主与其臣民之间近似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其维持依赖的是“恐惧”。(21)

　　 雷蒙·阿隆在解释社会学思想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过渡时说，孟德斯鸠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贵族制社会，欧洲君主国家下的贵族制度是他那里“自由”实现的条件。而托克维尔一方面继承了孟德斯鸠许多关于自由和贵族制的思想；另一方面，托克维尔所描述和分析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人人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22)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提到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旧制度时期法国虽然已快步走向绝对主义，自由仍以一些形式得以保存。与此同时，托克维尔指出，君主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权威，人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23)这时，“国王以首领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对国民讲话”。(24)这里“首领和主子”的区分至关重要，前者与人们的自由相契合，而后者则指向一种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在这里引用路易十五的话说：“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向农奴讲话。”(25)英国的宪制传统也明确地区分了自由人的国王和奴隶的主人，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其权威正是以人们的自由为基础。(26)而对国王的反对——如在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也常常以国王变得更像非欧洲的专制君主一样为理由或借口。

　　 与这种“古代的自由”相对照的是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领悟。革命摧毁了一切传统形式的政治体制，但法国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自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革命并没有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削弱政治权力。尽管革命的目的是要“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而且它“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都强百倍”。(27)对托克维尔来说，这种新权力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随着身份平等在旧制度时期的逐渐推进，地方贵族的势力也慢慢消失，国王从平民中提拔官员管理国家，其权力也不再受到有效的限制。大革命虽然把君主制这一形式取消，却延续了旧制度时期早已形成的趋势，即权力的绝对化。革命后的法国政府权力更为集中，地方自治和人们的自由也更进一步丧失。(28)

尽管托克维尔将法国的专制状态与地方贵族势力的消失直接关联，他并没有想回到贵族社会。相反，他很清楚身份平等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现代社会必须以此为基础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他在美国的发现和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他眼中现代政治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以美国的乡镇精神为例，托克维尔看到美国人居然能在平等时代仍能组织起活跃的地方自治，并深为之折服。新英格兰乡镇的显著特点是“独立和有权”，人们在这里积极地参与同自己生活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因而养成公共精神。托克维尔评论说：“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决不会得到公民。”(29)而且，在这种自治中，人们“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对他们的义务的性质和权力范围形成明确和切合实际的概念”。(30)美国人的自由和这种地方自治直接相关，在这个身份平等原则被推广到极致的社会，权力并没像在法国那样集中和不受制约，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地方自由同时并存并互相协调。可以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地方自治那里找到法国传统社会中地方贵族的影子，前者虽然以身份平等为基础，但其政治功能却与后者极为相似：一方面使人们服从于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地方政治权威也形成对中央政府的制约。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将托克维尔思想中的这一点称为“美国的封建化”(feudalization of Americ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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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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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