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 2020-08-03 14:37:21
- 来源：姚洋：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67 次 更新时间：2020-03-12 20:04:41
● 姚洋 (进入专栏)
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在“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国家发展”系列讲座已举办30多讲，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推出在线版，姚洋教授为在线版“国家发展”系列讲座第一讲。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对当代的启示”，大家可能会问，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为什么会关心古代政治？
这个缘起于十多年前，我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研究之后，我发现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儒家有关。当代中国的很多做法，特别是人才选拔制度同儒家提倡的办法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我的研究有点追根溯源，因为要理解当代制度而追溯儒家。
这里先说明一下，我说的儒家是指经典的、先秦的儒家，而不是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家。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先秦经典儒学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同时也掺入了很多道学和佛学等思想，因此宋明理学又被称为“新儒学”，其突出特点是转入内心，把儒学变成内省的心学。
中国历史的政治阶段划分
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分阶段，可将春秋时期的分封制作为第一阶段，即所谓的封建制社会。事实上，封建社会在秦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消亡。春秋时代，贵族政治盛行，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基本符合英国《大宪章》里对国王的定义：君主是和贵族一样的人，只不过是贵族中的第一个。
接下来，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化家为国”。在此之前，各诸侯国是相对独立的君主国，“化家为国”之后，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成为整个大一统国家的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汉唐是官僚帝制成型时期，汉代建立了官僚体系，唐代进一步完善。
北宋和汉唐又不太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君臣共治，士大夫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台谏之风盛行。台谏制即北宋时期设御史台和谏院，谏官和言官同时监督皇帝、宰相和几乎整个官场，行使着如今纪监委的权利。
南宋时期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走向封闭，并最终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说，自宋朝开始，中国向内转。
明清时期是我们国家政治的倒退时期。明代废相，开始抑制士大夫，搞专制；清朝完全是一种黑暗政治，和汉唐做法刚好相反，是“化国为家”，又全面倒退回了专制。
总的来看，从秦以来两千年的历史，北宋刚好在中间这个时间段。前面的一千年，整个中国处于上升期。北宋之后，中国开始走下坡路，到清末几乎将前一千年的成就抹杀掉。
下面分别来看各个时期的政治。
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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