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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近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哈哈镜”下，我们该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准确把握外交中的“软”与“硬”？国内民间外交舆论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8月6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黄惠康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回答了上述问题。黄惠康曾于2014年至2017年间担任中国驻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

黄惠康指出，美国是国际法治的践踏者，在中美关系发展中，诬告、滥诉是一大“毒瘤”，鼓吹“新冷战”、强行“脱钩”则是绝路一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美关系并非坦途一片”。而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但民间外交舆论切忌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要超越社交自媒体的随心所欲，自觉反对和抵制民粹主义，防止盲目乐观、以偏概全、任意拔高的情绪和倾向”。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惠康 受访者供图

诬告、滥诉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毒瘤”

羊城晚报：近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提到美国无视国际法。美国在哪些方面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黄惠康：是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确多次提到美国无视国际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一些读者将信将疑。现行的国际秩序不是在美西方主导下建立的吗？美国怎能破坏自己主导建立的秩序？没错，说美国是国际法治的践踏者，一点也不为过。

美国对待国际法，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人不对己，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政府更是将“双重标准”演绎得淋漓尽致。“霸凌”“甩锅”“退群”“毁约”，是美国违反国际法的四大“杰作”。

一是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推行霸凌主义。美国违反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从索马里、利比里亚、海地、东帝汶、科特迪瓦到也门，处处留下了美国干预的痕迹。

最新的例子是，美西方对委内瑞拉国内局势以及对中国新疆和香港事务的粗暴干涉。美国违反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原则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中频频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如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轰炸南联盟，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美国还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名滥用武力，恣意对委内瑞拉、伊朗、古巴、叙利亚等多个国家实行单边制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美国将国际法视为其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强权即公理”，即便是美国主导或参与制定的国际公约，一旦被认为与本国利益冲突或未能满足其全部要价，它就会推翻或拒绝承认。美国迄今未批准或批准后又退出的重要多边造法性国际公约数以十计，如规范条约关系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调整国际海洋秩序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控制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巴塞尔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京都议定书》及《巴黎协定》、规范全球常规武器交易的《武器贸易条约》等等。

在人权领域，美国至今未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重要国际公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通过对美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最后文件，而美国却拒绝理事会的大多数建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二是肆意践踏国际法上的合作原则，背信弃义，“甩锅”推责，毒化国际合作的氛围。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冷战”思维，人为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挑拨离间，拉帮结伙，并且惯于造谣欺骗、转嫁危机的卑鄙伎俩。例如，美国为施压联合国，一再拖欠联合国会费，总额超过12亿美元，导致联合国面临严重财政危机，但美国却“甩锅”联合国，指责联合国未按美国的意愿进行改革；

特朗普政府为转移美国国内对其抗疫不力的批评，悍然退出正在领导全球抗疫的世卫组织，却“甩锅”世卫组织，指责世卫组织和总干事谭德塞“偏向”中国；美国拒绝承担《京都议定书》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义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却“甩锅”中国，妄称“全球变暖的概念，是中国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

美国还不止一次将毁约责任推卸给俄罗斯，如美国为自我松绑，谋求单方面的战略和军事优势，执意撕毁被视为国际军备控制体系基石的《中导条约》，却将毁约责任推卸给了俄罗斯，给俄罗斯戴上了“违约”的帽子；美国还以同样的“理由”中止了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开放天空条约》，等等。

三是肆意践踏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的原则，逆世界潮流而动，“退群”成瘾。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极力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频频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让全世界一再领略了美国对国际法治的任性和霸道。

四是肆意践踏约定必须信守的原则，明目张胆地违反条约义务和国际承诺。突出表现为对待条约义务的“双重标准”和狭隘利己主义。对于其他国家，美国总是强调应无条件遵守和履行条约义务，并常常以执法者自居，动辄使用制裁手段，强迫他国履行条约义务；对于本国，则常常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明目张胆地从事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如违反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规定，研制和发展所谓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通过国内立法，限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视察制度对美国化武生产设施的实施。

又如，将国内法凌驾在国际法之上，推行所谓的“长臂管辖”，如颁布臭名昭著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以及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和2002年关于会计和公司治理一揽子改革的《萨班斯—奥克斯利公司治理法案》。

美国不但拒绝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还制订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法案，公开阻挠和威胁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美国政府将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问题挂钩，严重削弱安理会的维和能力。

无数事实证明，美国对国际法治的践踏是系统的、全面的、肆意的、长期的。

羊城晚报：也有人认为，美国反复违反国际法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后果。您怎样看待大国遵守国际法的意义？

黄惠康：历史上最早倡导国际法编纂的英国法学家边沁认为，“没有（国际）法典，就没有正义”。现代美国著名法学家亨金总结道，“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从武力到外交，又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这个判断揭示了法律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法者，治之端也”，“治国者，以奉法为重”，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

“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这就是中国的国际法治观。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对世界各国均有拘束力。任何国家违反国际法都会产生国家的法律责任，包括道歉、赔偿等，构成国际罪行的，还将遭受国际制裁。此外，外交是讲究对等的，国际侵权行为的受害国，可以依据国际法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如，今年7月美国突然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中国随即采取了正当和必要的反制。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乱象纷呈，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器”，日益成为对外斗争和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围绕西亚北非局势、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安理会改革、中美贸易战等热点和难点问题，相关各方均十分注重以法律为抓手谋划应对之策、抢占道义高地。

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表面上也打着“公平、正义、法治”的旗号，并在国际组织和条约体制内娴熟地玩弄“法律牌”。

法理之争成为塑造国际秩序、赢得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方面，外交与法理愈加密不可分，国际博弈中的法律战更趋激烈。我们应该更好地掌握国际法武器，善用法律手段应对和化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我国家利益。

羊城晚报：美国国内就新冠肺炎疫情发起了针对中国的滥诉，滥诉行为能否得到国际法支持？历史上，美国针对中国的滥诉有无成功过？

黄惠康：中美建交41年，双边司法执法合作从无到有，从个案合作到机制性合作，取得了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积极成果，如缔结了《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建立了双边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机制，合作侦破了一批重大跨国犯罪团伙案。

然而，中美司法执法合作也不时遇到干扰和困难，其中，在美国法院针对中国的滥诉是最大的隐患和现实威胁，可以说是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毒瘤”。记得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曾发生“湖广铁路债券案”，严重危及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

在中方严正交涉下，美国国务院和首席法律顾问分别向法院递交“宣誓证言”和“利益声明书”，支持中方要求撤销“缺席判决”和驳回起诉的动议。美司法部还派政府律师出庭阐述立场。经双方共同努力，此案历经8年三审以驳回原告请求终结，从而排除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一大隐患。

湖广铁路债券案之后，针对中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诬告滥诉案不时有所发生，对中美双边关系形成干扰，但最终均被美国法院裁定驳回。

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滥诉闹剧再次在美国法院上演。除所谓的民间“集体诉讼”外,还出现了以州总检察长名义提起的诉讼，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史无前例。此外，一些共和党参众议员还企图在国会推动修改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扩大主权豁免的例外，为诬告滥诉铺平道路。

从法律上看，针对中国的这些滥诉，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先例，巨额索赔的诉求更是异想天开，纯属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无论在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方面，均站不住脚。

根据国际法，“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主权国家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即使按照美国奉行的限制豁免主义，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府行为也完全适用国家豁免原则。美国政府和法院有义务确保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不受侵犯。

我们期待美方能够尽快切除滥诉这一中美关系中的“毒瘤”，期待美国法院毫不迟疑地驳回向中国“索赔”的滥诉图谋。这是唯一的正道。

“鼓吹‘新冷战’、强行‘脱钩’是绝路一条”

羊城晚报：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黄惠康：自古以来，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透视当前世界形势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要有这样的大视野。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把握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两个切入点。

一方面，中国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另一方面，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整体国家实力和对世界局势的掌控力正在逐步下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重重，相当程度上处于战略困境，但在本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将为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强权政治和霸凌主义，对任何可能危及其霸主地位的竞争者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压，而中国将首当其冲。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正是在“东升西降”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国运博弈，也是美国坚持“冷战”思维，制造并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全方位妖魔化和遏制打压中国的结果。但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美国称霸世界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回望历史，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正因为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保持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可以预见，未来的中美关系并非坦途一片。“斗争与合作”“遏制与接触”“对手与伙伴”并存，“斗而不破，合而不同”，将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贸易战休兵后，可能还有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中美未来关系将在曲折中前行。

羊城晚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您有哪些建议？

黄惠康：中美关系正处于紧要的历史关头，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双方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历史上，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和维持和平，而大国之间尤其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由竞争走向对抗甚至冲突，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中美应共同努力打破这一所谓“定律”。当务之急是要避免冲突对抗升级，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双方应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为此，应尽快重启双边战略磋商和各层级对话渠道，避免对形势的重大战略误判。

二是相互尊重。中美基本国情不同，因此需要相互尊重。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相互承认、重启交往大门的政治基础。正如尼克松总统所指出的那样，中美走到一起“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互有分歧但相互尊重”。

时至今日，相互尊重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特朗普政府偏离了这一基础，必须尽快重回正轨。相互尊重，关键是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

三是合作共赢。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鼓吹“新冷战”、强行“脱钩”是绝路一条。美方应尽快改弦更张，避免中美关系受到进一步损害。

要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这是中美开展互利合作的一个优先领域。

在倡导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对于美国践踏国际法治的霸凌行为，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有效，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斗争中求和平、求合作。

民间外交舆论切忌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羊城晚报：近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关于中国外交应该“软”还是“硬”的声音又浮现出来。作为曾经的驻外大使，您认为在外交活动中，应该如何把握好保持审慎冷静和有力回击的“度”？

黄惠康：观察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总离不开“软”和“硬”的命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关于中国外交过于“软弱”，不够“强硬”的微词不少。近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开始显现。

外界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对外表现愈来愈强硬，中国迟早要争霸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国强必霸”论。其实，问题绝不是“软”或“硬”那么简单。坚持原则立场同是否强硬完全是两码事，表面上的“强硬”与实际的效果更无法等同。

不畏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观察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一定要调好焦距，对好光圈，把握好切入点，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

首先，与时俱进，对时代要有一个正确定位。“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世界正朝着多极化、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也首次出现了“和平转换”的历史性机遇。

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面临各种难题和挑战。时代不同了，分析形势就要有新思维。不能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论敌友，也不能以是否强硬论英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对抗没有出路，简单的强硬也无济于事。中国要发展，要和平崛起，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顺应时代潮流。

第二，对国家利益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观察国际形势，一定要有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近年来，国际形势和我国外部环境出现新的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党中央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巩固和延长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我核心利益，也是国家外交的总目标，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当前，我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我在外交上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对抗，努力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不是说我惧怕西方和美国，而是出于维护我根本利益的一种战略取向。

第三，对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要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世界级大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不能高估自己的实力，更不能未强先傲、未富先奢。献身精神、拼刺刀精神是可贵的，但无谓的牺牲、有勇无谋的莽撞则是愚蠢的。外交需要大智慧，需要足智多谋。

最后，经济因素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时空浓缩，利益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要从相互依存、合作共赢的思路来思考和处理国际问题。合作才能双赢，对抗必然两败俱伤。

我们要深刻洞悉中国与世界发展新变化，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互动新规律，积极驾驭中国与世界共进新方向。

羊城晚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您的外交阅历来说，您对国内的民间外交舆论有什么期望？

黄惠康：民间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任外交部长陈毅曾指出：“灵活运用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特别是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创举。”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我国软实力建设的应有之义，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我多年的外交工作经历中，深感民间外交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感到，在新媒体时代，民间外交舆论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提高的问题。

首先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民间外交舆论的正确导向，旗帜鲜明地捍卫国家利益、形象和尊严，更好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为此，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理服人、以义化人，努力打造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民间外交舆论切忌捕风捉影，跟风炒作，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传播道听途说、没有事实根据的有害信息，更不能为博眼球，蹭流量，走“网红”路线。

其次是要有宏大的格局，实现从民间凡声到民间外交的飞跃。外交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需要有博大的胸怀，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洞察，坚韧的毅力，高尚的情操。民间外交舆论要站在人类命运与共的高度，公正、客观、理性，有勇有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不能妄自菲薄，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虚狂浮夸。要超越社交自媒体的随心所欲，自觉反对和抵制民粹主义，防止盲目乐观、以偏概全、任意拔高的情绪和倾向，让我们内敛、含蓄、仁爱的文化基因继续流淌在血液中。

三是要提升话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争取更多国家真正了解中国，客观认识中国，增信释疑，努力消除对华认知“赤字”。在对外宣介和阐释过程中，既要坚持“四个自信”，体现中国特色，又要以外国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表达方式讲清中国主张，确保扎实有据，避免停留于空洞口号和自说自话。

在重大国际问题和涉华敏感问题上，要积极主动发声，善于把我们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成话语优势，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吕航

审签 | 郑宗敏

实习生 | 罗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