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实习生 纪小璐

2020-07-13 13:5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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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两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他在社会分层、研究方法与统计、人口统计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等领域建树颇多。近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邀请他主讲“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此次讲座在Zoom平台、Bilibili网站和“学术志”公众号同步直播，有超过三万名观众参与。

结婚年龄和所在地房价明显正相关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们发现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如果说经济发展导致了第一次人口转变，观念变迁则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动力。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解放、个体主义的兴起等会造成初婚年龄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和离婚率的上升，还包括生育率的下降等一系列变化。

谢宇指出，家庭向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主导着个人的生活安排。如今，家庭文化受到个人主义观念的冲击。因此，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特征。
数据显示，中国人的结婚年龄不断推迟，不婚率也在提高。现在许多男女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甚至将来也可能选择不婚。
谢宇认为，经济压力尤其房价，是中国人晚婚的原因之一。
谢宇团队经过研究发现，人们的结婚年龄和所在城市房价呈明显的正相关。不因此房价越贵，越需要时间攒钱，结婚年龄就越大。房价一直在涨，这便是结婚年龄推迟的一个原因。
“所以没结婚的人没房子就很紧张，尤其是男方压力很大。当然女方压力也大，女生找不到有房的男生怎么办？因为没房，男女朋友吹了的也有。大家都问你，没有房子怎么办？人家有房，为什么你没房？”
没房，结不了婚，晚婚，怎么办？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暂时的同居。
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有约30%的人有过婚前同居经历，也就是说，每三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先同居再结婚。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同居主要有三种功能：第一，同居是婚姻的前奏；第二，同居是单身的替代；第三，同居是婚姻的替代。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同居主要出于第一种原因。人们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在没有满足结婚经济基础，比如还没买到房、分到房的情况下，先同居，再结婚。中国同居的伴侣大多数都还是走向了婚姻。伴侣的平均同居时间为10个月左右，之后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从普遍婚姻转变为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婚姻
研究还表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在初婚年龄上呈现差异。
在现代中国，贫困的、社会地位低，往往也是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到了40岁还有接近20%未婚。以前，不同教育程度的男性虽然存在结婚早晚的差异，但最后都实现了婚姻——这在今天已经无法实现。
“我们认为，这一部分人可能就成了一辈子的光棍。”
女性和男性的状况相反。男性当中是教育程度低的结不成婚，而女性当中，反而是教育程度高的，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可能到了40岁还不结婚，也有可能终生不婚。
由此，谢宇团队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从普遍婚姻转变为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婚姻。
“以前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结婚，穷的穷结婚，富的富结婚，人人都结婚。而这种状态已经慢慢改变。”在教育方面，学历低的男性和学历高的女性出现了不结婚的现象。
有观众问到，由于社会地位低而无法结婚的男性是否会引发社会问题。谢宇认为，中国社会尽管存在不平等，但并不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原因包括社会较强的心理忍受能力、对不平等机制的认同、对经济发展代价的认知等等。
“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我想法很多，兴趣很广，但我最终还是要看数据。现在没有任何数据让我担忧，有一部分人结不成婚会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威胁，我还没看到。”
女性向上婚是出于对育儿的重视
为什么“剩女”都是学历高的，“光棍”都是学历低的？因为女性向上婚姻的偏好仍然存在，即女性更愿意选择条件比自己更好的男性作为配偶。
但是随着妇女解放，男女教育渐趋平等，同龄男女间的向上婚姻变得更难实现。谢宇团队提出，年龄差有可能成为新的替代性方案——女性可能转而选择比她年龄更大的配偶。因为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着工作经验和收入的积累，更加年长可能意味着相对更高的社会地位。

谢宇团队最近还开展了一项网上的调查，询问受访者对结婚对象的期待。谢宇表示，虽然样本量较小，但还是能得出一些初步结果：好的相貌、高的收入、城市户口、拥有房产仍然是择偶的重要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存在性别差异。
这种差异类似传统文化“郎才女貌”的某种延续。女性对男方的收入有期待；男性则对女方收入没有要求，而对女方的长相更在乎。
“有人认为，是不是女性很自私，希望依靠男性来获得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就看得太简单了。”谢宇认为，这背后实际上是女性对育儿的重视。女性对男方收入的要求并非一己之私，而是出于对教育成本的考量。
“在中国，女性工作是一个普遍现象，她们自己的工作收入、经济地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结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孩子，而中国家庭对下一代的教育的培养非常重视。”
中国离婚率被高估
另一件大众感兴趣的事情是离婚。谢宇指出，大多数媒体报道使用的“粗离婚率”数据具有误导性，高估了中国的离婚率。
“粗离婚率的算法是简单地用离婚人数除以总人数，这并不科学，因为它没有从一个历时生命过程的角度来考察离婚率。”
谢宇表示，科学的做法应当是考察从结婚走向离婚的生命过程，统计在结婚后多久有多少人离开了婚姻的队列。

结合国际对比，可以看到中国的离婚率相较于美国、日本仍然很低。
观众问及谢宇对最近设立“离婚冷静期”的看法。谢宇表示，自己尚未做过调查，从直觉上估计，中国家庭本身就呈现出较低的离婚率、较高的稳定性，政策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
谢宇也提到，家庭问题的私人属性让政策的直接调控变得十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异质性也常常使一刀切的政策难以见效。因此，要制定出一个符合人性、符合国情、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并非易事。
“多数人只要结婚，就有孩子，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虽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第二次人口转型，但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这集中表现为子女中心主义的延续，孩子在家庭中仍然十分重要。

本文图表由讲座方提供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以2010年统计结果为例，大约99%的45岁到49岁妇女只要结了婚，都已经有了孩子。谢宇认为，这是中国家庭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之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要结婚，就有孩子，只是时间问题。孩子和婚姻是紧密相连的。“现在的年轻人刚结婚不一定有孩子，但实际上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是生了孩子。”
谢宇还指出，中国的未婚生育、已婚未育都很少。即便是婚外生育，也通常只是怀孕时还未结婚，最终往往走向婚姻。
“在今天的中国家庭中，孩子还是至上。所以他们考虑很多事情都是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所以没有结婚就会生孩子——哪怕他们很想要孩子，也不一定生。他们找朋友也为了孩子，他们的经济地位的考虑也是为了孩子，他们离婚不离婚也是考虑到孩子。”
谢宇认为，正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文化导致了很低的婚外生育率和不育率，而且离婚率的增加也是有限的。作为个性化的体现，未来中国选择不结婚、结婚而不生小孩的人群比例会增加，但也应该看到，文化还是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啃老语境下，重男轻女还合理吗？
其他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家庭文化和其他西方国家很不一样。相似的还有韩国，这都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向来主张“学而优则仕”，强调通过教育和个人奋斗实现代际流动；但欧美沿袭的是贵族文化，所以更加强调家庭的出身和代际传递。
中国所有的家庭，无论贫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都相当高，投资也大。西方则不同——在父母教育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西方家庭，孩子往往缺乏上大学的动力。
中国的家庭文化有时也帮助年轻人延长了逃避现实的时间——中国的年轻人有时到了25岁，在已经完成基本学业的情况下，既不满足于学历，也不愿意参加工作，而是在不确定的状态下选择依赖父母。这在国外是非常少见的。
以子女中心的家庭文化还可能影响婚姻的质量。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看重，不一定就能收获高满意度的婚姻。不排除许多中国人虽然没有离婚，但婚姻并不幸福，处于一种“勉强婚姻”的状态。
不过，文化不只体现为惯性，也存在转变的可能。谢宇提到的另一项研究表明，重男轻女观念可能和养儿防老的目的相违背。
由于大城市经济压力大，“啃老”的代际补偿十分普遍。在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儿子啃老更为理所应当，也更为普遍；而女儿则容易被赶走，而且有收入之后还要给父母更多的钱。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城市家庭养儿子比养女儿代价更大，得到的回报也更低。
在这样的语境下，重男轻女的观念在经济上就显得不那么合理。
作为一个主攻量化的社会学家，谢宇认为数据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仍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看了、拿了数据就跑出去，而不管它数据后面的背景。”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诠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谢宇关于中国家庭的研究涉及家庭的纵向历史变迁，也提供了横向比较的国际视野。本次讲座主持人南京大学陈云松教授认为，谢宇近年来对阶层、家庭变迁的研究结论，改变了很多人特别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社会、中国治理模式的刻板和不公正印象，为客观、准确理解转型中国社会，提供了非常扎实可靠的证据。
【对话】
女性的经济能力也会成为男方择偶的标准
澎湃新闻也就家庭研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谢宇。
澎湃新闻：统计数据中的中国家庭似乎比日常经验中的要更“传统”。离婚、不婚、丁克家庭的数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您认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偏差？
谢宇：我们平时关注到的周围的人或者是媒体故事、文学作品等是有偏的，媒体更愿意报道离奇的、与众不同的现象，文学作品也多是夸张的手法，但这些数据是没有代表性的。没有代表性的、没有科学指导下的数据不仅仅是有偏差，甚至会误导民众，对社会是有害的。统计数据反映的结果和日常经验之间的差别正体现了在科学方法指导下收集数据的重要性和定量研究的价值。
澎湃新闻：您提到中国家庭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孩子成人后要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个时候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这方面有相关的定量研究吗？
谢宇：文化是有惯性的，价值观会代际相传。中国家庭是有很强的代际关系的，尽管过去的孝道强调养老、强调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现在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很多老年人经济状况好了，也不需要子女的支持，但是这种文化上的惯性和代际联系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过去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惯性，不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马上变化。以子女为中心的文化，比如对子女过分投资慢慢地在一些家庭会有所改变，但对很多家庭而言还会持续下去，现在这一代孩子将来自己成为父母后，他们也会重视下一代，以孩子为中心。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发现，夫妻的教育水平趋于平等，而年龄差距逐渐扩大。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女性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家庭的核心？
谢宇：随着社会市场开放、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姻市场在不断扩大。慢慢地，妇女的经济能力也会成为择偶的标准，男性择偶时也会考虑女方的经济能力和收入能力，这会造成同质性婚姻的增加。而女性经济角色重要性的体现会造成家庭之间经济的不平等，或者说，同质性婚姻会造成家庭经济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也会造成小孩之间家庭资源的不平等。另外，现在的居住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是核心家庭，不跟公婆居住，慢慢摆脱了上一代对家庭的管制；加上女性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增加，女性的地位会提高。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国家庭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中国人口的转型是否可能反过来改变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孝道、世代同堂等传统在今天是否有了新的表现？
谢宇：文化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会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孝道在过去有很强的物质性、经济性含义，而今天在向感情联络转变，具有感情和社会支持意涵，这就是变化。过去孝道主要体现在儿子身上，现在跟长辈的关系更好的可能是女儿，这都是变化的表现。过去的家庭关系多体现在对长辈上，而现在家庭重视下一代，这也是传统家庭关系的文化遗产，子女中心主义是传统家庭文化的体现。
澎湃新闻：子女“啃老”、晚婚少育等现象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经济原因密切相关。在您看来，当代中国家庭的这些特征更多的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谢宇：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存在。一方面，中国家庭代际联系紧密，代际有强烈的责任感，帮助子女是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共识，父母也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今天现实条件下，住房很贵，经济压力大，年轻人不可能完全独立。所以这些现象是传统文化和当今经济现实混合的产物。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