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速连续6年下滑，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发表于  2016/12/18 12:34   约20分钟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2月18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国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连续6年下滑，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林毅夫谈到，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大家对6.5%指标关心的原因。对于中国经济下行的现状，他认为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是导致这轮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林毅夫强调要先考察世界整体经济是否复苏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内部的增长动力。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永远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以下为林毅夫演讲全文：

　　老师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员，参加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作为经济学家，我想跟各位谈的是全球变革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谈中国经济发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大家最关心的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间，每年平均增长6.5%以上。6.5%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这是关系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到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5%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

　　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5%，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7%来比，已经向下调整了30%。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实现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是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每年逐年下滑。大家知道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这是从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过去讲说平均每年9.7%的增长，当然每年之间都有波动，但是一般说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经济增长就会回升。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知道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个百分点。2016年现在看来增长的速度也就是在6.7%，还是继续下滑。

　　在这种状况下，就像今天的介绍片里面所讲的，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谈得非常多，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国有企业一般表现还欠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谈的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有人也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像今天论坛的主题，全球变革下来看中国经济。因为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方式，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但同样也更重要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中国经济下行更多是外部因素

　　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比如说在世界上跟我们同等发达国家的金砖国家，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增长速度是-3.8%，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俄罗斯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4.5%，2015年增长速度-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时候10.3%，跟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7.6%，比我们的6.9%好像高一点，但是他同样是从10.3%降到7.6%，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长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的时候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这有所谓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第二个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们完全一样。

　　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他也不存在我们国内的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但是他的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甚至比我们还糟。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问题，共同的周期性的问题。要证明我的观点最好的是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比如说新加坡，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5.2%，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2%。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中国台湾，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8%，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7%，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样很深。再看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6.5%，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6%，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深。这些是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但表现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增。分析下来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实只要一分析，只要我们放眼世界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还超过一半的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在3%到3.5%之间，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危机已经过了七年。欧盟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两个多百分点。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的经济，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的增长速度只有0.5%。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他的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那这些发达国家他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2015年的时候他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4%。美国的失业率似乎状况也比较好，现在达到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约相当的4.9%。

　　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了解美国怎么统计失业率，美国是一个劳动者如果失掉就业，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这样的劳动者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他就不在失业统计内。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另外一个指标的参考，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这些人他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他为什么不找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干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家庭的收入增长，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跟危机之前比较起来的话基本没分别。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在危机发生以后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因此这种情况下他的消费就非常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我们知道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但是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那我们知道这当然就影响到每个像中国、像其他金砖国家，还有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较重的经济体的出口。那我们知道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以我们国家来讲，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是达到16.4%，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而且还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7%。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大家知道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我们国内有4万亿，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来启动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经过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经过去了，但是国际经济还没复苏。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那当然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以我们国家的例子来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5%。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多，比如说去年2015年，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个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就12%，那跟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18.8%还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况下，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靠消费增长，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以去年为例，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5%，高了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去年还能够达到6.9%，其他国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投资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那收入增长比我们差，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多了，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

　　从这些因素来讲，六年的经济持续下滑，以及到今年经济还从6.9%降到6.7%，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特朗普上台，想学中国经验

　　那么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当然要看发达国家经济是不是会复苏，以及要看我们国内自己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到一个现在国外经常在讨论的长期的停滞。为什么对外国可能会陷入到一个长期的停滞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那么他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那么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共识的，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可是发达国家他们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有七年的时间，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最主要的是在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要减少福利，要金融去杠杆，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那么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而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他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去调整。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你要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这种状况下从政治上面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他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那么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前面两只箭都出去了，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

　　那么现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想学习中国经验。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是美国的伟大复兴，他也学习中国经验，想用基础设施来启动国内的需求。那么即使他有这些政策，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那美国就要加息，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金融经济上面出现很大的波动跟压力。

中国产业升级空间巨大

　　所以总的来讲，我们要判断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总体来讲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那么从内部的增长来讲，就是我们中央在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要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我们国内跟国外比较起来的话，是在扩大总需求的时候可以结合着我们国内的结构性改革，大家知道现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时谈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内容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只要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首先来讲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产业上面果然谈有不少过剩，但是我们过剩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都在中低端行业，我们还可以产业升级，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

　　2015年的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1.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我们才会进口，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我们才会进口。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产业升级，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

　　第二个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做了不少，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比如说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就代表我们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另外，今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代表我们地下管网不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

　　第三个是环境，这些年经济发展快，但是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像今天北京的雾霾，要推行绿色发展，那当然也同样是要投资的。

　　第四个是城镇化，我们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所以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住房，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

　　而且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这是在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外国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当他有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投资机会，即使有3D打印、电动汽车，一两项投资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无非就是老旧一点，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不高。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好的投资的地方。

　　投资需要钱，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是相对有优势的。我们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57%，当中17%是中央，40%是地方。那么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就代表我们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不仅是说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好，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的钱投资。第三个是投资的技术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要外汇储备，我们到现在还有3万亿多一点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还是最多的。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我们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他可能财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太低，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就业好的状况，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支撑消费增长会比较好。那么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那么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因为补短板的投资就要钢筋，要水泥，要平板玻璃，我们现在产能过剩主要就是那几个部分，投资增加了、需求增加了，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那要去产能就容易了。

　　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那些地方，如果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升，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那杠杆率就会下降。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再来就是库存，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那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的程度决定了家庭对未来就业跟收入增长，如果就业跟收入增长好，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这种状况下库存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会提高。

　　所以一方面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维持6.5%的增长，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是15%，6.5%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永远会是在30%，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