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物语｜邵燕祥：我记忆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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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8月1日，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

邵先生1933年出生于北平的一个职员家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他熟悉北京的胡同、戏院、剧场、古寺、古桥、四合院，这些地方是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他见证了北京城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迁，亲见北京几代文人曲折坎坷的经历。在年近七旬的时候，他回忆起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点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脉络，将他记忆中的这些地点重新梳理，写就了一部散文集。今年1月，这部作品以《胡同的江湖》为书名再版。

邵先生通过文字在记忆的隧道里寻梦，他说，“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掌故的。” 本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就从这部著作中摘选数篇，以飨读者，以资纪念。

《胡同里的江湖》邵燕祥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

撰文|邵燕祥

摘编|徐学勤

小引

中国有些词语，你说经不起推敲也行，你说耐人寻味也行。比如“备忘录”的“备忘”两字，说是怕忘记才记下，通常这么理解：能不能说就是准备忘记呢？

苏东坡说人生好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写了四句戛然而止，却没说，那雪泥待天晴后化为残雪，化为泥泞，那指爪痕又到哪儿去找呢。

人生苦短，从我记事起，六十多年，在这座时而仿佛凝止于历史深处，时而在时间长河里颠簸沉浮，一阵披金戴银一阵淡妆素抹一阵粗服乱头一阵面目全非的古城里，大街小巷穿行无数。有些胡同已经消失，有些胡同将要消失，那些地名只留在老地图上，那些屋瓦墙砖，日光月色，柳絮榆钱，春风秋雨，卖小金鱼儿串胡同的吆喝，卖豆儿糕揭锅时的甜香，都只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记忆和梦，有什么不同？也许记忆曾经是实，梦压根儿是虚的，但来自亲见亲经的一切进入记忆，成了深深浅浅的景象，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又有什么两样？

叙写自己的记忆，跟说梦有什么两样？这些记忆，都不是像背书那样刻意铭记的，经过时间的筛汰，都成断断续续的碎片。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当代诗人、作家、评论家，生于北平，曾任《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以及纪实作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

人们说往事如烟云。记忆的碎片就是萦回岁月间的烟云。一个画家画烟云，无论是用工笔油彩的巨幅画作，还是两笔三笔写实兼写意的素描，真的能画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烟云吗？怕也只是心中的烟云罢了。

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掌故的。

脸上皱纹日以深，大脑沟回日以浅，近期记忆随时淡去，远期记忆纷至沓来，如云如烟，如电如梦，狙击我平静的心，写下来，作为排遣，或能如了却宿债，渐渐遗忘吧。

北锣鼓巷，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万历桥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阳门）内大街之间。

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说起“万里桥”，笼统地感到那是很远的地方，在我家的东北方向。

也许因为觉得远在万里外，从来没动过去看看的念头，尽管直到我十岁迁居，左近也串过不少胡同，东看看西看看的。

后来读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心中暗说，我的旧家那儿也有个万里桥呢。

这个遥远的梦，是前两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关于北京街巷的新版旧书，离我家咫尺之遥的，不是万里桥，而是万历桥。

那么，是明朝万历年间在那儿修过一座桥，桥下应有水。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谁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没了，桥也废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桥一样，空留下个名儿。

口口相传，难怪万历桥变成了万里桥。又是大清，又是民国，市井百姓有几个还能记得那个朱翊钧的年号“万历”？以讹传讹是顺理成章的。“万里桥”不是更撩人遐思吗？

那一带原是前炒面、后炒面连着前拐棒、后拐棒。后地图上一度统称炒面胡同、拐棒胡同了。

万历桥的地名早并入拐棒胡同。桥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犹在。我每每穿过它，往东不远，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邵燕祥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

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接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哥，曾经指着那棵树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南池子大街，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

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儿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儿，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的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委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的“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的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军中另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2017年3月23日，《北京晚报》副刊载奚耀华一文，谓礼士胡同今一二九号院第一任主人为清末汉阳知府宾俊，民国初被大奸商李彦青购得，后李被曹锟政府镇压，此宅又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经重新设计改造，闳阔华贵，富丽堂皇。2019年3月21日补注）看来母亲从邻里处耳食之言不足信。

这个“大钉子门”里，可能是这个胡同最大规模的宅院。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这里成为江青常来之地，据说房间里的墙布窗帘都改成江青喜爱的墨绿颜色。她是到这里来看电影的，江青敛迹以后，此处顺理成章成了电影局机关。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但这个老宅院总算因此向社会袒露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内瓤儿。

东棉花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南下洼

地在东城礼士胡同中段，往南通向演乐胡同中段。我不久前走过，格局犹存，地名已取消。

当时地名牌上写南下洼，口头都叫“南下洼子”，或简称“下洼子”。这许是老老年留下的地名了。从我记事，并不觉得那片地格外低洼。下雨的时候，也跟别的胡同一样，只是“有雨一街泥”，若是特别洼，就存水了。现在想来，是两边盖房时已经垫土取平。

我住礼士胡同，到灯市口上学，有三条路上大街：可以一直走到西口；也可以出门往西，经南下洼子拐到演乐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之间，还有一条短短的灯草胡同可走，“灯草”或是形容胡同窄小吧。（要么有过专卖灯草的店家？）

与南下洼子北口相对，礼士胡同路北还有个小胡同，我跟姐姐上学，经常去找她一个姓陆的同学同行，她就住在里面。好像是个死胡同，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双堆子大院”。堆子是过去打更人过夜的房子。我印象里已经没有这样的堆子，更不用说双堆子。不过，那时这个胡同口之西不远，路北侧有一间暗红色油漆剥落的木阁子，比一间房大点，是派出所，出入都是穿黑制服打黑绑腿的警察。老人管它叫“巡捕阁子”。直到一九四七年还在。

后来再过那里，这间木屋已经痕迹无存。我估计解放军进城接管以后，派出所就找了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办公处。一九四九年初那会儿，我的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青年）联（盟）的同学，参加了区委工作，有的就分配到派出所。我想象过我如不加入华（北）大（学）准备南下，最后也可能留在北平做基层工作，但从来没把自己跟这样简易的临时性木阁子联系起来。

双堆子大院之名也早不存，不知当地还有几个老住户能记起来。

闭上眼，我仿佛还看到，只有一两根的电线上，挂着三四十年代春天的风筝，放风筝的孩子散了，再过几天，残破的风筝也不见了。

炮局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代后记

这几十则以北京城的地名为题的笔记，大多是今春以来每到密云乡村小住陆续草成的，秋分后数日告一段落；不过一个春秋，聊以钩沉几十个春秋的往事，极简略地单线白描出片段的历史场景与个人记忆吧。——这是些十分琐屑的，有些更近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小事情，远离了所谓宏大叙事，但其中或也折射了些许的沧桑，却只不过是草木一生中的小小沧桑，然而是私心以为珍贵的。

作为生于古城，也算个老北京但“京味”不足的一个作者，也曾有过以北京为背景写点什么的想法。但疏懒成性，举凡郑重其事筹划的事最后都要落空。倒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八九年秋后，百无聊赖，拾起笔墨来写点不准备发表的札记，其中也就写下了《东车站》《国会街忆旧》《风沙》《郎家园》等篇，在程小玲为《胡同九十九》约稿时，我说到我想为渐渐消失了的胡同写一曲挽歌，但怎样着笔没想周全，不意近十年后，写出这一札纯是纪实的东西。

掷笔长吁，不禁惘然。忽然想起那位多年前住在老君堂的我们弟兄姐妹共同的“干妈”，她在晚年，六十年代初城乡大饥荒的日子里，雇了一辆三轮车（已经不是老北京那祥子式的“洋车”），独自一人把九城转了一遍，回到家也没跟人说什么，该是怀旧，也是告别，了了一个夙愿吧。我想，我写这一个个地名，一篇篇文字，也正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洄游。但我没有徒步或乘车一一重游旧地，有些已经没有了，有些街道的院落面目全非了，有些胡同截短了，取直了，改名了，有些旧地或许还在，等待着谁去凭吊。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留在我的心里，我照着心里的印象，描摹在纸上了。

因旨在纪实，是“看山是山”的；我以为虚构大抵“看山不是山”；如果让虚构的东西比现实曾有的更真实，那才到了“看山又是山”的境界。此境不易达，这里止于初级阶段的“看山是山”了。

我在小引里写到，画这些纸上的街巷，不是为了导游，但如果有一些东南西北方位的误差，还得请读者原谅，并给予指正。我记忆力减弱了，也久已没有“串胡同”了。

我知道不少朋友写过对北京一些地方一些人事的忆念，有的拜读过，有的没有读到。其中，叶嘉莹女士怀念她在按院胡同（或察院胡同）西口即将拆毁的旧家老宅，魏荒弩兄写他重过五十年代罹祸前一度住过的府藏胡同二号小院，都使我读了久久不忘。他们透过当时当地的细节和氛围，传递出人之常情中一声深长的喟叹，使我这些粗疏的随笔相形见绌。

前此写过的几篇忆记古城旧事的文字，一并收入，虽体例出入，文体驳杂，在所不计，且当沧桑的纪念。

“朝花夕拾”，在这里扫成一堆了。“落叶满阶红不扫”，也是这般情味吗？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二日晴

窗外木叶已初见变黄变红之际

本文摘自邵燕祥著《胡同里的江湖》，文章经出版方北京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邵燕祥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编者按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