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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国纽约的世贸大厦遭两架飞机撞击轰然倒塌，举世震惊。美国、无数受牵连的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都因之而改变。20年后，恐怖主义的幽灵仍不时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会否“越反越恐”？20年的时间，是否足以令人类看清“9·11”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专题报道，从多个维度呈现“9·11”以来这20年如何改变了个人、国家以及世界。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提到中东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其中一些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组织向国际恐怖组织的转化发展尤为突出。本文继续追溯、梳理、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源流，及其为恐怖组织提供的意识形态支撑。

当地时间2001年12月12日，美国海军“惠特比岛”号两栖攻击舰上，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墙上贴着的本·拉登时代杂志封面前经过。背离宗教和平本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从伊斯兰主义中分化衍生出来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伊斯兰主义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

当代伊斯兰主义历来就有温和派与极端派之分，尽管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建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在实现路径不同，温和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的和平方式，极端派主张采取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滑向恐怖主义。

因此，伊斯兰极端主义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即通过扭曲宗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2021年5月27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布，今年5月假期前夕，该机构拘捕了2名极端组织支持者。消息称，两人试图在俄南部城市斯塔夫罗波尔发动两起恐怖袭击。当天俄联邦安全局还公布了抓捕视频。 人民视觉 图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极端派别哈瓦利吉派（al-khawarij，意为“出走者”）。哈瓦利吉派有强烈的不容异己的极端倾向和暴力倾向，强调宗教信仰的绝对化，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其教义思想，把不赞成其主张的穆斯林称为“叛教者”，同时主张对“伪信者”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泛化了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念。

对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至深的另一思想源流是中世纪的罕百里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泰米叶。首先，该派主张按照字面表义来解释经训，以净化信仰的名义排拒外来思想文化。因此，它所固有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想，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之一。其次，泰米叶强调，即使对那些已经宣布接受伊斯兰教但拒绝伊斯兰教法的名义上的穆斯林，仍可视为“圣战”的对象。“正是14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总之，伊本·泰米叶的保守、偏激、狭隘和不容异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

18世纪中叶以来，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成为沙特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后来逐步分化为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和民间的瓦哈比主义，二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进入当代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在国际上主要表现为泛伊斯兰主义，并在促进伊斯兰国家团结与合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沙特又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收容伊斯兰国家政治反对派，通过各种渠道资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甚至资助和支持激进或极端的伊斯兰组织。

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尤其是自称“萨拉菲派”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与极端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并继承了瓦哈比主义的极端保守思想。

“萨拉菲”（Salafi）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祖先”、“先辈”，萨拉菲派（Salafist）的基本含义为“尊古派”，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主张严格奉行《古兰经》和“圣训”，特别强调净化信仰、尊经崇圣。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的先驱。萨拉菲主义的核心主张包括根除偶像崇拜、重申认主独一。萨拉菲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

当代的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拉菲主义、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t Salafism）三大派别。传统萨拉菲主义强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主张远离政治，也反对恐怖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但反对暴力恐怖活动；“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圣战”等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而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者往往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掩盖下，积极输出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主张，极力主张对“异教徒”实施“圣战”，以此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这些思想构成了“圣战”萨拉菲主义极端思想的重要来源。

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约旦裔巴勒斯坦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和叙利亚的阿布·巴斯尔·塔图斯等人的思想对于“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其思想的核心是赋予萨拉菲主义以暴力思想，进而推动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产生。

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第二代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则是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路标》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库特布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于他提出了赋予暴力“圣战”以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即“定叛”——判定某穆斯林的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第二个概念是“蒙昧时期”（Jahiliyya，指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社会），所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现存政治秩序都是“蒙昧”的体现，都应予以推翻，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从穆兄会中分化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伊斯兰解放组织”、“伊斯兰集团”和“赎罪与迁徙”等组织都深受库特布思想影响，库特布也因此被西方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

从伊斯兰极端主义汲取思想资源的恐怖组织

在20世纪后期，中东出现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如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集团”，以及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他们构成了当前“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的前身。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深受穆兄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圣战”推翻现行政权并建立“伊斯兰国家”。

库特布的思想影响了一整代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圣战主义”思想家，本·拉登“圣战”思想的启蒙者就是穆兄会的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扎姆。

本·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向恐怖主义演变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三：首先，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把一切问题都解释、简化为宗教问题，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其次，本·拉登极力鼓吹“圣战”，使“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最后，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而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则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作为攻击的对象，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影响，而“圣战”萨拉菲主义则构成了“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伊斯兰国”的创始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曾是马克迪斯的学生，并深受其思想影响。“伊斯兰国”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同样是坚定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其讲话经常引用源于萨拉菲主义的权威观点。“伊斯兰国”还明确将其从事的活动描述为“‘圣战’萨拉菲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

“圣战”萨拉菲主义构成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但“伊斯兰国”在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方面更加强硬，并与“基地”组织存在鲜明差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坚持萨拉菲派神学，都赋予‘圣战’运动以萨拉菲主义的特征。但是，与‘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更加毫无妥协地坚持萨拉菲主义信条，推行萨拉菲主义的思想。”

第一，顽固坚持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伊斯兰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哈里发国家”作为坚持追求的目标，并强调立即付诸实施。而“基地”组织对“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家”表示反对，强调建立“伊斯兰国家”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在追求“建国”方面，“伊斯兰国”的坚定性远远超过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极端组织。

第二，鼓吹教派矛盾，煽动教派冲突。“基地”组织一直提倡所谓的“泛伊斯兰”团结，反对教派互相残杀。但“伊斯兰国”则特别强调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主张其首要攻击目标是作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且不断通过对什叶派的恐怖袭击激化教派矛盾、制造教派冲突。

第三，顽固坚持所谓的“定叛”原则。“伊斯兰国”不仅把阿拉伯世俗统治者视为叛教者和“圣战”打击的首要目标，还把反对其主张的普通穆斯林视为叛教者。

第四，坚持滥用暴力的“进攻性圣战”。相对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更为强调“进攻性圣战”的重要性，叫嚣将偶像崇拜者和不信真主的国家作为“圣战”的主要对象，向非伊斯兰世界发动武力战争，从而不断扩大哈里发国家的疆域和影响力。

综上，“伊斯兰国”作为新一代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代表，其意识形态建构能力远超过“基地”组织等传统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因此，“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始终存在尖锐分歧，这也是“伊斯兰国”最终脱离“基地”组织另立门户的根源所在。

在所谓的信仰层面和神学层面，“伊斯兰国”更重视以净化信仰、正本清源为名，用所谓经典的伊斯兰神学思想对其极端思想进行包装，尤其是它奉行的“定叛”和“进攻性圣战”等极端原则均通过“引经据典”予以论证，使其意识形态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和蛊惑性；在目标方面，它极端重视将建立所谓“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国”付诸实践，超越了传统极端主义批判能力有余、实践能力不足的特点，使其对全球“圣战”分子更具吸引力，其效忠者也纷纷效仿，进而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严峻威胁。在现实策略方面，“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构建非常善于利用和煽动教派矛盾，以扩大其社会基础。

“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与伊斯兰教本身无涉，而且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倡导中正的核心价值观，对伊斯兰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