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读书，国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苦读。眼下，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人都能说出一连串的苦读故事：韦编三绝，孙敬悬梁，苏秦刺股，匡衡凿壁，车胤囊萤……还有颜真卿的名作：“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无数苦读故事，无不是主人公经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成为国之栋梁、经天纬地之才，而成历代学人楷模。凡此种种，切实印证了孟子的著名论断，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苦读并非中华民族独有。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居里夫人等科学巨擘艰难跋涉在科学崎岖小道上的故事同样十分感人。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马克思当年刻苦阅读写作的经历至今仍是那里的导游员熟练讲述的故事，因为不少中老年的中国游客，一直记得曾经在中学课文里读过的这个苦读故事。我们民族似乎对苦读的要求来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容置疑。在我们的阅读价值评价里，仿佛只有刻苦才是正途。凡谈论读书成才者，不苦不算事，不苦不算精彩，不苦媒体与受众都不快。

　　奉行苦读，并非我们有自虐心理。有专家指出，这是我们社会历来有过于强调实用和功利的毛病所致。寻根索源，也许与汉代独尊儒术有关，与隋朝以来开科取士有关，与数千年来社会优秀人才拔擢以做官为唯一正途、人才价值观过于狭隘有关。到了改革开放的当代，人才观念虽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成长，可是，万千学子最终还是要在高考的指挥棒前苦读应试，千万父母还是决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苦读从娃娃抓起。苦读仍然是国人的思维定势。

　　于是，在倡导全民阅读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希望社会把既有的阅读习惯稍作改变，更多强调乐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确立世界读书日时发表的宣言是“希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不乐读何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在汉语言里，“乐读”一词确实较少见到，然而，古今名人主张乐读者还是不乏其人。《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陶渊明洒脱宣布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自然是乐在其中。苏东坡主张“腹有诗书气自华”，黄庭坚指出“三日不读书，则语言乏味，面目可憎”，讲的是学以修为。欧阳修读书写作有“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之说，含有休闲阅读、率性写作的意思。陆游更是只以读书为人生乐趣，有名句：“天下无如读书乐”，“人家不必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郑板桥干脆宣称“难得糊涂”，直接对抗僵化呆板的做派。鲁迅的话也很坦诚，说读书有“职业的”，也有“嗜好的”，许多时候自己也只是“随便翻翻”。还是《论语》中孔子说得彻底，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读的境界其实很高。

　　我有两位教育界的朋友，一位是某大学实验小学的校长，另一位是某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两位都分别与我谈过自己的办学理念。小学校长宣称要努力让学生“快乐学习”，中学校长对此就不以为然，认为快乐学习是不可能的，只有刻苦学习之后才能快乐。中学校长说，从古到今只有苦读，哪里有过乐读？

　　显然，二位校长各执一端，但都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小学校长朋友的小学一直是许多家长打破头也要让孩子挤进去的宝贵福地，中学校长朋友的中学在中考、高考中从来就傲视群校。可见，苦读、乐读，都能各得其所。

　　古来读书，既有学以致用的苦读精神，也有学以修为的乐读传统，只不过长期以来过于奉行前者，冷落了后者。学以致用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学以修为则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更高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就个人而言，还有人各有志的选择，一个人要在专业上有所作为，要他不苦读都不可能；一个人喜欢休闲阅读，要他不乐读也不可能。看来，问题不在苦读还是乐读，关键要爱读。

　　全民阅读，特别需要提倡全民爱读———让更多的人热爱读书。

　　爱读，就是希望苦读成功者依然以读为快，希望乐读名士更加读有所得。苦读者必定取得专业精进，可以成为有志者的榜样；乐读名士必定能影响周边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应当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成为楷模。

　　爱读，就是要让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乐在读中，让辛劳的上班族从阅读中汲取精神养分，让山村里的男女老幼有书可读，让正在成长的学子能够读到更加丰富多彩的课外书籍。爱读，就是让我们在长假、小长假甚至是周末优哉游哉捧起久违的心爱之书来读，有“如见故人”之慨。爱读，就是要让我们躲开无聊应酬，远离声色犬马，安心闭门读书，有“既见君子”之感。

　　爱读，爱在读有所得，爱在读后明心智、长见识、增气质、升境界，从而谈吐更高雅，往来无白丁。爱读，爱在各有所好，好诗词者诵诗词怡兴，善小说者借小说怡情，爱散文者以美文怡性。爱读，就是要让各人有各人爱读之书，无人强求一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读者乐读，全民都爱读，这才是文化发展的更高境界。

　　（作者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